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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队长和被他性侵的老妇人
来源:a8直播在线看视频    发布时间:2024-05-07 16:58:51

  在一个半月时间里,66岁的女保安陈淑芬遭遇了三次性侵。侵犯她的,是她所在保安队的队长。作为基本上没有反抗能力的老年女性,她像一只猎物那样走进一层层的陷阱。

  警告是无效的,自卫是失败的。内外的双重压力让她忍耐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犯,在愤怒中保持沉默,压得她甚至吐了血。挣脱不开,她三番两次想到了“死”。

  最终的发声,始于一个极小概率的偶然。假如没有那件事,谁也不知道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

  2月24日,夜间9点,长沙枫雅名苑小区,有业主要从平日上锁的消防通道开车外出,执勤的王师傅找不到钥匙。总钥匙串平时都放在监控室,监控室的胡明诚告诉他,钥匙很早就被保安队长于免拿走了。没人知道他拿走钥匙做什么。

  很小的事。今年53岁的于免在这个小区工作了10多年,比他的直系领导,物业项目经理吴怀秋待的时间还久,他没有义务去向一个普通保安解释什么。但是这一天的他,在同事的眼里还是有点反常。

  拿走钥匙之前,于免和胡明诚吵了一架,他不允许平日负责监控室的胡明诚在晚饭之后继续在监控室工作,两个人各不相让,都拍了桌子。“这个人一定是要干坏事去了,不是去打牌,就是去搞女人。”胡明诚说。

  随后,于免被目击到在小区三四栋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人后来说,“那天晚上他输了400块钱”。至于“搞女人”,则是流传在枫雅名苑员工宿舍里的“闲谈”,不止一个人看过他在公共场合拍保洁阿姨的。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以来,从来就没坐实的“受害者”。

  第一个电线秒,陈淑芬“不想接”。好不容易一个月里被排到休息,能住在女儿家里,今年66岁的她,当时正在带孙子。下午5点55分,电话又响了,于免催陈淑芬,明天是她的白班(7点上到19点),要她今晚必须到小区。

  女儿没在家,接连的电话引起了女婿的疑心。“打这么多干嘛,人有点傻吧。”在他看来,于免的要求没有根据——家里有车,对于第一次来城里上班的丈母娘,他一直包接包送。陈淑芬也没有迟到过一次,甚至在同事的眼里,她总是早到的。“我也来撒了(我也生气了),明天的班,我不会迟到啦,我又不是第一回上班。”陈淑芬说。

  但她仍然服从了保安队长的安排。和家人吃完晚饭,女婿把陈淑芬送到了枫雅名苑。洗漱完,她在于免隔壁的员工宿舍入睡。睡觉之前,她特意反锁了门,在门的后面抵了一把木凳子。

  凌晨1点,有人见到于免离开打牌的地方回到宿舍。他并没有睡觉。凌晨2点左右,陈淑芬从梦里惊醒,发现一个男人在自己身旁躺下,她“吓得魂都掉了”。不知道于免用什么办法,走进了门被反锁且抵了凳子的宿舍。当晚,他对陈淑芬实施了性侵。

  那天是元宵节,为避免火灾事故,监控室的胡明诚和执勤的王师傅都要巡逻。烟花和鞭炮一直在响,一两点才安静下来。两个人沿着巡逻路线,绕电梯、楼道、地面、地库走了两圈,员工宿舍不在巡逻范围内。“救命啊!抓贼啦!”这是陈淑芬那个瞬间能想到的、最能喊出口的求救语,她“一路喊一路哭”,但没有回音。

  4月,陈淑芬提起衣服的一角,露出她左侧肋骨处长达几厘米的,棕色的瘢痕,是元宵节那晚后,在伤口上新翻长出来的肉。于免的指甲很长,在反抗的过程中,指甲掐进了陈淑芬的肉里。这样的伤口,在肋骨附近,还有好多。

  1月6日,她和老伴刘建华在女儿刘芸的介绍下入职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这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第一份工作。两夫妻住在同一个宿舍,几乎是一个不可能有犯罪空间的条件。但是,陈淑芬与刘建华的上班时间和地点“巧合”且完美地被错开了。

  2024年2月的排班表显示,陈淑芬一整月都上白班(早上7点-晚上7点),刘建华都上夜班(晚上7点-早上7点),陈淑芬在大门附近的东门岗,刘建华在地下车库前的铁道岗。两夫妻在同一个宿舍里,过错开的“舍友”生活。

  元宵节那天,原本陈淑芬应该和丈夫孩子一起,在老家为亲戚吊丧。但当女儿刘芸打电话给于免为父亲母亲请假的时候,他只批了父亲的假,留下了母亲继续上班。刘芸记得当时他给出的理由是,“同时两个人休,搞不赢咧”。

  情况是复杂的,“保安队长”的身份为于免带来的甜头,日益加剧着权力结构中其他人受到的侵蚀。

  有一位保安的孩子上高中,每个月只有2号才有比较长的月假,他想把自己的4天假期集中在 2 号。有一次当他尝试去沟通,于免拒绝说:“你为啥不早点讲?这个月没你的休息。”可是在给他买了两包烟后,假期被批准了。

  这是常态,不止一个同事反映,自己在排班和假期上受到了于免的“吃拿卡要”——他的工资2700元,普通保安2300元,但是他使用自己很小的一点权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免费肉、米、油、烟等等。已经离职的保安说他“太贪”,“如果不送东西,(他)就会为难你”。

  第一次进城市工作的陈淑芬和刘建华很默契地没有给他送礼。“坐在这里本来只有几十块钱一天,送东西,半斤四两的他也看不上,一送多了我自己也划不来。凭什么?凭什么要送东西给他?”陈淑芬说。

  更可能的是,彼时的他们是木讷的,没有想要违反什么规则,也没想到要利用什么规则,他们只当把老家的土地搬到了长沙这个小区的水泥地上进行耕种,盼着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能够有所收成。当农民几十年,他们精于忍耐。

  “我爸不准洗热水,不准用空调,不准用洗衣机。”女儿刘芸愤怒地说,这些事情她后来才知道。和这些一起被滞后知晓的,还有于免在一家人眼皮子底下实施的、对母亲多达三次的性侵。

  这支由8个人组成的安保队伍里,气氛早就不好了,很闷,一种雷雨天到来前那种特有的沉闷。项目经理吴怀秋发现,于免从去年年底开始,变得特别颓废,事也不好好做,天天在宿舍里喝酒。“老于这次不出事,早晚都会出事。”他说。

  事后,有保安指出,依规定,坐岗亭的保安不需要负责贴标签,但陈淑芬不知情。这种不合规的指派,与于免平时的“吃拿卡要”相比,并不引人关注。但胡明诚知道,在陈淑芬之前,有一个接近60岁的女保安也曾经被于免带去贴过消防标签。那件事情发生在2022年夏天,为了让那位女保安去贴标签,于免特地来找当时正在休假的胡明诚去顶了她将近一天的白班。

  女儿刘芸也知道母亲被要求贴标签这件事。那一段时间她刚好去宿舍给母亲送了一些吃的,因为陈淑芬不识字,标签上的字都还是他们一家人帮忙写好的。一整个小区的标签纸和贴条,厚厚一摞,装了几大袋。

  当时,于免带着陈淑芬贴了一栋楼的消防标签,先到顶层,然后一层层往下贴。贴了一栋之后,于免要求陈淑芬在15分钟内把饭吃完,然后去接铁道岗罗师傅的班。“我妈(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他的方言)没去接罗师傅的岗,罗师傅骂于免,于免就骂我妈。”刘芸说。

  “我听错了,我以为他让我继续贴,(于免)那脸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好赫人(好吓人)。”陈淑芬说。很阴沉,这是她第一次因为于免而感觉到害怕。

  1月13日,于免说要带她去贴地下车库。第一次下车库,陈淑芬很驯顺地跟着他,一直往里走。走到车库中部水泵房的门口,她不敢走了,“我怕,里面乌漆嘛黑。”陈淑芬说。可是于免先走进去,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伸出手一把将她拽进了水泵房。

  那是一个偏僻的密闭空间。枫雅名苑有保安曾经跟着工程师进去过一次水泵房,里面很吵,水泵声,电流声混合在一起,轰轰地响。而且去水泵房需要专门的钥匙,业主和普通保安都无权进入,只有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每个月都要去检查消防设施的保安队长于免,才有水泵房的钥匙。

  陈淑芬清晰地记得,那天,她曾很大声地求救,但就算是在白天,也没有人来。那个空间在她的形容里,是冷、伸手看不清五指的黑暗、嘈杂的噪音,还有酒。她记得自己闻到了于免身上浓重的酒味。

  陈淑芬从水泵房里出来的时候,于免已经走了。一个不识字、听不太懂普通话、不会坐公交地铁的老太太,很难拥有概括复杂感受的能力。唯一可以用以回溯她内心处境的细节是,那天,她清楚自己的老伴就在小区值班,近到从地下车库走出去就能和他见面,但她没有去。

  她悄悄回了宿舍,坐着,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是真的好气勒,想死在这里算了,但是我崽女都不在身边,我死了,他们连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安慰自己之后,陈淑芬为完成工作,带着伤口,贴完了当时手里剩下的消防标签。这是她入职第8天,第一次被性侵。

  1月13日,在水泵房被性侵;1月20日,她上夜班,老伴上白班,白天被入室性侵;2月25日,老伴不在长沙,凌晨被入室性侵。一次比一次更暴力,累积了3次。于免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掐死你”。

  保安队所属的育天物业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于免和陈淑芬的关系,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随后,在4月的内部会议里,有朋友偷偷告诉刘芸,黄长对着相关员工把这件事情澄清为,“前两次是(陈淑芬)自愿的”。

  本来是一个好心的决定。刘芸在育天物业公司的另一个项目担任项目经理,因为父亲在近年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治愈,几个孩子想把父母接来长沙,一家人之间方便照应,就安置在育天物业公司负责的枫雅名苑小区当保安。

  但在事后不断的追索和回想中,刘芸才逐渐意识到,从进入枫雅名苑开始,母亲就活在一种隐形“监控”里。

  母亲没机会当面向家人吐露自己的遭遇。每个月休息的四天,假如没有特殊情况,在女儿家,女婿和两个孙子都在,她不好开口。甚至因为孙子经常要用她的手机玩“儿歌点点”,她自行删除了很多于免发给她的黄色图片。

  但是每次刘芸去,于免都一定会出现,即便他一开始并不在宿舍,也会在很短的几分钟之内赶来。“我有时候想跟我爸爸和妈妈聊聊天干嘛的,哪怕我把门关了,他都会推门进去。”知道性侵事实后,刘芸才回忆起其中的恐怖。不仅如此,于免还会私下对陈淑芬说:“陈姐,为什么你女儿来不喊我?你该不会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入职之后不久,她就开始问刘芸要“门搭子”,类似于防盗链的一种五金配件,她说的是,“怕贼”。1月11日,刘芸买了两个门搭子,拍照片发给母亲确认。后来,父亲把其中一个安装在了门外,本应装在门内的另一个,由于螺丝钉不适配,没法安装。1月13日之后,母亲的态度变得急迫起来,她向刘芸索要第二个门搭子上的螺丝钉,问女儿要不到就问儿子要,自己要不到就让刘建华继续要。

  “你妈好多名堂。”刘建华对女儿说。刘芸记得,自己当时站在了父亲的这一边。“我跟我爸爸认为,她原因是钱财之类的要装门搭子,所以我们就给她装到外面了,他之前的锁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防盗门的锁。”

  没有人知道一眼看上去就有明显老态的陈淑芬,会在66岁遭遇性侵。她想把搭子装在门里面,这样门就无法从外面打开,她才能感到安全。

  那段时间,她经常和刘建华拌嘴。刘建华在屋子里洗脚的时候,于免走了进来。陈淑芬质问他:“你为什么把他招惹进来?”在刘建华的视角里,于免只是有些东西放在这个房间,进来拿东西很正常。陈淑芬就说,想把屋子里所有别人的东西都甩出去。

  还有刀的事情,宿舍床头有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张砧板,他们平时在上面切菜切水果。因为担心刀放在那里会有危险,刘建华就把刀收了起来。陈淑芬看到了,责怪他:“为什么你要动我这把刀?”这些情绪,被蒙在鼓里的刘建华不能理解。

  没有机会开口,她也不好意思开口。“怕丑。”这是回忆这件事情的过程里,除了“害怕”之外,她说得最多的一个词。

  她是农村里最常见的那种女性,只在年轻的时候留过长发,刘芸没见过她穿一次裙子。以前她给母亲买过一条长度到膝盖的短裤,夏天穿着凉快点儿,但是穿了一次之后没有再穿过。这些女性在生育完后,就沉默着成为了母亲,成为了奶奶和外婆。

  这是律师朱丹第一次经手老年女性被性侵的案件。他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桃色故事,事件的受害者是一名“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一位普通的乡下老太太。朱丹为她录视频陈述情况的时候,中间掐断了四五次,他需要停下来,去为她解释各种词汇的含义,比如,什么叫做“你的姓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一句话就问完的问题,需要刘芸用至少五句话向她描述问题的意思。

  “真的丢脸不起,丢脸不起的,孙子都那么高了。”在被问到当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不说出来的时候,陈淑芬回答。

  她的耻感在她和女儿的聊天记录里能找到痕迹。在水泵房第一次被性侵后,1月13 日,一整天,她没有给刘芸发一条微信消息。直到14日晚上,在岗亭里上夜班,没有前言后语地,发给了刘芸一个孙子唱歌的小视频。13日之后的几天,也是没有一点原因的情况下,她又发了4个孙子的视频到刘芸的微信。这些视频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短效“止痛药”,能通过反复观看让自己忍下去。

  她也试过去威胁于免,说要揭露他,可是被反问,难道你不怕丑吗?对方比自己,还要更清楚老年女性的软肋,他利用了她的软肋。

  第一次性侵结束后,她在监控室找到他,发出了第一次警告:“你不要再骚扰我,你不要再来,你再来的话,我就去告你。”在她的回忆里,于免不以为然,有一句话的大意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我们的私人关系。”这句话直接点爆了她。“我何不生气(我怎会是不生气)?我和你啥关系啰?我认得都不认得你!你个矮子(于免的外号)!”

  事情继续恶化。1月20日,陈淑芬上完晚班在宿舍睡觉,于免直接开门躺在了她的床上,对她进行了第二次性侵。她记得自己的手被掐出清晰的手指印,还有因为穿着薄衣服睡觉而更严重的伤口。于免再次威胁她,要是说出去,就把她杀了。

  直到她终于开口和女儿说,“不想在这里做了,想回老家”。刘芸只能想到她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想带她去医院看看,但是能方便说出来的理由只有:“坐那儿一身痛,坐得腰痛。”

  她和刘建华也说不想做了,给的理由更接近真相一点,“不想看见那个矮子”。“不想看就不看嘛……在这里上班两口子在一起,不管是做饭吃还是搞什么,都有个伴,热闹一点。”她得到的回复是这个。

  更重要的是,那一段时间,刘芸收到育天公司的调岗通知,她就快要去枫雅名苑当项目经理,当于免的直系上司。陈淑芬觉得好像有盼头了,女儿快来了,女儿一定会保护自己。

  不能说,又走不掉,在等待的僵局里,第三次性侵来得比女儿要早。她努力去够砧板上的刀,“想砍死他”,可是“够不到”,她伸手掐他的脖子,已经掐到了,“想掐死他”,但是没有用。酒后的于免面部通红,一身的蛮劲。她彻底崩溃,说一定会告他,“搞死他”。事后,她“坐在地板上哭”,“我真的哭,哭得要死勒”,她被气得吐了几口血。

  那个晚上,她再也没合过眼。心中所存的侥幸一个个全都落空了——第一次被性侵,她退让,想着不跟着他去任何地方也许就好了,但是于免来到了她的房间。等待女儿过来保护自身,但就算是消息已经出来了,他还是猖狂地又一次下手。肯定还会有下一次。“这样也是丑,那样也是丑。”她心想。

  2月25日上午,项目经理吴怀秋出来,整理铺在小区台阶两边的蛇皮袋。他走下来的时候,陈淑芬正在东门岗亭上白班。不知道鼓了多大勇气,陈淑芬喊出来:“吴经理,吴经理。”她喊了两声,但声音太小了,他听不见。

  吴怀秋沿着台阶,一路抖动蛇皮袋上的雨水,一路往上走,从最上面的一个台阶消失了。

  保安队内,同时酝酿着另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极其偶然地,成为了这桩隐秘性侵案的出口。

  他说,于免这两年不负责任,开会讲的事情都不去落实,甚至从去年年底开始,天天在宿舍里喝酒。但当吴怀秋把情况上报给公司的时候,得到的反馈是,“暂时不动”。至于为何不能动,他也没法解释,只说,可能公司有公司的考虑。

  在性侵案发前半年,于免的妻子曾和小区食堂做饭的阿姨打架,闹到了派出所,导致于免和食堂阿姨都被开除。但有员工证实,事后不久,于免又回到了保安队,且仍然担任队长。

  该公司董事长黄长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称,“他才53岁,在公司做了10年了,找到一个53岁的人不容易”。

  从公司层面反映出来的对于免的纵容,使得保安队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胡明诚是队内唯一敢跟于免互相拍桌子的人,从他2022年夏天入职以来,双方吵了无数场架。直到今年2月25日的午后,矛盾到达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同一天,凌晨遭遇第三次性侵的陈淑芬感受到自己心里再也“背不住了(承受不住了)”。刘芸说,“我妈已经崩溃了当时”。

  她的崩溃似乎终于吓到了于免。当天晚上,他试图给她送去涂抹伤口的膏药,但她拿起膏药就往他身上扔,一边咒骂一边说:“我不要你的!”上午10点左右,于免在微信上发红包给她,她直到红包过期都没有领取。临近中午,他买了橘子想送给她两个,在东门岗亭,陈淑芬把橘子朝他砸去。她还举起手机对着地上滚落的橘子录视频,像在凝视一种极其肮脏的东西。

  她认生,语言不通,丈夫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不清楚自己可以相信谁。直到当天下午,胡明诚执笔写下一封长达三页的举报信,在其中详细叙述了于免的所作所为,由王师傅出面去找其他保安签字。陈淑芬不识字,当这三页纸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只知道,这是用来“搞于免的”。

  原来不仅只有自己在恨他。漫长的忍耐后,陈淑芬第一次感到自己能“有人撑腰”。一直以来于免用来加剧她保持沉默的权力结构,在这次意外的汇合里破碎了。

  下午6点,胡明诚在监控室接到王师傅打来的电话,他听见王师傅在电话那头说:“联名信不用写了,陈淑芬被于免了。”

  胡明诚的直觉告诉他,陈淑芬肯定没有说谎。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在食堂吃饭,他留意到陈淑芬身上发生的变化。刚来上班的时候,她还常常和他们打招呼,到后来,她变得不再高兴,吃饭板着个脸。胡明诚曾对王师傅说,“这个老太太有点怪,怎么不做声呢?”当王师傅带着陈淑芬来到监控室的时候,胡明诚发觉她浑身发抖,讲话结结巴巴,一直说“怕”。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说过一嘴,胡明诚是个好人。胡明诚会在陈淑芬上晚班的时候跟她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他帮忙。出于“同情受害者”,他顶住压力跟我们见面。哪怕捱到了深夜,也还是要陪所有记者把采访做完,因为“不愿失信于人”。

  当天傍晚,在陈淑芬的丈夫和儿女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下,胡明诚决定和王师傅一起,带她去派出所报案。面对瑟缩的老人,他安慰她:“21世纪了,是法治社会,你不要怕。”但陈淑芬没有讲出实情。66岁,她第一次去警察局,甚至害怕警察抓捕的会是她自己。旁边的胡明诚急坏了,急到在报案的时候,受到警察的警告:“你不要说,让她自己说,你在诱导她。”

  当时问话的是个年轻的男警察,她好不容易开口告诉对方,于免把她的抓烂了,对方要她拍个照,但她不好意思拍,最后,只说被脱了裤子,被按在床上,没有说出后续的情况。

  联名信的出现,让庇护于免的隐形条件产生裂缝,然而耻感依然围困着老人,这正是于免的隐秘武器。

  在报警期间,于免和他的妻子先后来到派出所。在陈淑芬记忆里,于免走进询问室后,第一时间就朝她跪下,磕了三个头,求她:“陈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喊你娘要得不?你不要说了。”陈淑芬气极了,直接当着所有人骂他,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就一脚把你踹到河里淹死。”

  紧接着,他妻子也来了。陈淑芬说,在派出所,他妻子从包里翻出像爆米花一样的东西到处撒,说要死在这里。女人用很脏的话骂她,说陈淑芬年纪这么大了,还勾引别人老公,扬言要打死她。家人不在身边,胡明诚和王师傅也不能进来,她独自面对这对夫妻,更加不敢讲话。“吓傻了,吓得不敢说。”

  晚上10点10分,在老家吊丧的儿子刘志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她说刚从派出所报完案出来,认不得路,不清楚自己要去睡在哪里。在这通仅持续了61秒的电话里,母亲首次向儿女揭开她伤痕的一角。刘志记得她说,“于免这个畜生,昨天晚上进了我的房间”。

  胡明诚和王师傅是在派出所门口的桥洞下找到她的,天色昏黑,长沙下大雨,老太太全身都湿透了。那天,由于陈淑芬的隐瞒,派出所按所能掌握的信息将这起案件定性为猥亵。

  她开不了口,再次往回紧缩。这是排除职场这个条件后,老年女性性侵案常常出现的死结,没有子女的介入,性侵她们几乎不会被发现,而只要不被发现就不产生任何代价。

  第二天,刘志早饭都没吃,带着姐姐、妹妹和父亲赶回长沙。为了瞒住父亲,刘志让妹妹刘芸单独去找母亲询问情况。而陈淑芬没有开口,母女面对面,长时间地枯坐。

  刘芸耐心安慰她,不是她的错,但话都说尽了,陈淑芬就是沉默。直到她说:“妈妈,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女孩子占多数,本身女性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你懂弱势是啥意思不?受欺负的都是女的。对于你来说,确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但你看,这个小区里面这么多小孩子,不管是年轻的老的,如果大家受到了这种侵犯都不说,这个畜生是不是会更加肆无忌惮?他也受不到任何的制裁,只惯着他一味地嚣张。”

  老太太不识字,根本分辨不了“”和“猥亵”,因为报案需要签名,在公安局,她才第一次学会了画自己的名字。女儿这番话,撬动了她心里最底部的情感。“我要是不讲出来,害了我都是小事,还要害别人。要讲出来,丑死了都要讲出来。”

  最关键的问题,刘芸措辞了好久,问她:“那个人有没有做爸爸对你做过的事情?”

  刘芸终于知道在母亲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白发迅速爬上她的头顶,腰背突然变得佝偻。“我能够感觉到(有啥东西)反反复复在折磨她。之前她最喜欢跟我们讲,人低头了火焰就低,要我们抬头挺胸。她从来不会塌腰驼背走路。但(那一段时间)我特意提醒我妈妈,你脖子这里挺不直还是怎么的?她说,有这么回事吗?完全没意识地就塌了。”

  为了瞒住父亲,兄妹谎称于免只是对母亲“动手动脚”。他们不敢告诉他真相。仅仅是听说于免“摸了”“抱了”母亲,年近七旬的父亲就“炸了”,差点冲出去杀人。

  没有家人能在这件事情里保持理智,哪怕是自称最为冷静的刘志,也被愤怒支配。得知实情后,他前往枫雅名苑小区的保安队宿舍,使劲地踹于免的门。门没踹开,他从父母所在的房间翻窗出去,进入了于免的房间。后来他庆幸房间里没人,否则他不清楚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

  在重新去报案的路上,刘志和刘芸偶遇于免夫妇,刘志克制住自己,走近他,用手指敲了两下于免的手臂,对他说,“你准备好,把洗干净,3到10年的刑期。”

  2月27日,陈淑芬重新报案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将于免案立为刑事案件。当天下午,警察出动,抓捕于免。

  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开始策划逃跑,先是从枫雅名苑正门出去后右转,拐入一片安置小区内部,随后走进一家超市的正门,取走提前寄存的行李。刘志在正门蹲守了一会儿,没见他出来,赶紧绕到后门去,才截住了他。

  陈淑芬的恐惧终于得以退散。第一次报警后,于免回到宿舍,对大家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此后一天多时间里一直游荡在外。陈淑芬害怕他线日,陈淑芬收到公安机关消息,称“嫌疑犯已被决定逮捕”。代理此案的朱丹律师解释,“批捕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检察院认可公安在侦查阶段提交的证据确凿,已能认定基本事实”。

  刘芸把消息念给母亲听。她说,妈妈,你放心,于免被抓了。老人听闻,没有流露太多表情,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这桩发生在职场的性侵案被揭露后,育天公司的领导们从始至终没有对受害者给予过一句慰问。在刘芸第一时间打给公司的电话里,副总经理谢伟说,“这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

  陈淑芬的丈夫刘建华被卷入,有天他收到短信,“由于公司优化人员,现对你做辞退处理”。陈淑芬本人被“冷处理”,公司默认她已不再是内部员工。育天公司董事长黄长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称:“根本不存在辞退,因为超过60岁法定年龄了,不是正常用工,只是临时工,签订的都是劳务合同。这种临时工过来干一个月、半年就走的情况,是行业业态,普遍现象。”

  作为受害者女儿的刘芸,先是被通知调岗到离家30里外的小区工作,后又因拒绝调配未能按时到岗而被彻底开除。公司下发的《到岗通知书》上写着,“视为你主动离职”。

  在被辞退三天后,刘芸再次收到公司发来的《工作联系函》,称刘芸“利用职务便利,将我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金额达10万元以上……涉嫌触犯职务侵占罪”。跟刘芸同在育天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吴怀秋听闻这一条消息,笑出了声:“那不可能。一个项目一年才多少钱?你才搞了几年?你贪污10万,那公司是个傻子,看不出来?”

  在16年的律师生涯中,朱丹从来就没经手过这样的案件,受害人已经受害,还被开除,家属甚至被反控职务犯罪。

  他的气愤,一路渗透到他为刘芸代笔的,给公司的回复信中:“在性侵案件发生以后,我作为受害人家属,屡次被你司恶意针对。首先是无缘无故地要求我休长假,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要求我进行调岗,再然后停缴我的社保,最后发来《工作联系函》对我进行恐吓。在此,我郑重告知你司:我不会屈服于这些鬼蜮伎俩之下。”

  原本,他是以受害人的代理人身份参与到性侵的刑事案件中去,但育天公司的行为促使他调转矛头,开始追究企业的民事责任。“这是职场性骚扰。作为单位来讲,你没有预防,没有保护,反而在这个事情发生后还助长风气,迫害当事人。我追究的是这个责任。”

  法律规定了这方面的责任。《民法典》第1010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理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2020 年妇女节,湖南省正式施行了《湖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进一步维护职场女性的合法权益。

  但是对朱丹和陈淑芬一家人来说,目前最困难的地方是,法律和法规并没有对单位应尽的预防和保护责任做出一些细化的、详细的规定,只是强调它应该有这方面的措施。“到了一个空白地带,漏洞说不上来,但是至少是空白。”朱丹回答。

  随着律师和媒体的介入,育天公司内部的氛围越来越紧张,一开始由良知驱使着接受媒体采访的知情者们,挨个切断了和记者的联系。4月召开紧急会议时,所有参会的员工都被没收了手机。只有几个好心的同事,在会议结束后给刘芸打来电话,告知她,黄长说她母亲前两次是自愿的。

  谣言是一条人为制造出来的污浊河流,灌进了陈淑芬和刘芸的生活。身为女儿的刘芸出离愤怒,少见地骂脏话,说如果见到黄长,就想过去扇死他。她焦虑地接听和拨打电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对着话筒大声地说:“我跟你讲,任何人侮辱我可以,不要说我的父母。你连什么样的事情都不知道,上来一顿喷粪,你这啥意思?”

  在连轴转的接受采访和取证过程中,刘芸时常顾不上吃饭,会因低血糖而发生晕眩。哥哥姐姐试图劝她,也要保护好自己,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但她固执地咬着一条条线索前进,要去坐实于免犯罪过程中的蓄谋和恶意,取得新发现的时候,她会整夜无法入眠。有一次坐车,因没有规律吃饭和长期的疲惫,她在下车后背过身去,扶着一棵树呕吐。

  4月15日傍晚,我们见到了陈淑芬,为避开人流,采访在乡间的小路边开启。行道上爬满尘土和野草,她脱下外套铺在地上,想让别人坐得干净些,而她自己则是无所谓。她一直都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用扁担挑着麻,和丈夫一起,把哪怕是最小的女儿也送上了大学。

  她矮小,有些佝偻,脸上长有皱纹,从事保安工作,几乎是一个“完美受害人”。剥去了常见性侵新闻里被重点讨论的“年轻”“性感”这些外置条件,发生在陈淑芬身上的一切显示,性侵的本质是暴力,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

  吴怀秋说,于免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开会的时候吼他一句,他就不作声了。他身高只有1米5左右,被保安队同事起了一个绰号,叫“矮子”。但是当老年、女性、体力劳动者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足以让陈淑芬在权力结构里保持缄默,使他敢于对她进行连续三次性侵。

  事情过去近两个月,陈淑芬仍然不敢直接说于免的名字。讲述经历的两个半小时里,她反复发生四五次惊颤,往往是肩背突然耸起,浑身僵住两三秒,然后才慢慢舒缓下来。她流着眼泪,想要讲述,她说伤口好痛,小便的时候也好痛。仿佛把痛苦说出来,记忆里的痛感才会离她远一些。“不能和别人说,不能和子女说。”她说。“平时我没哭出来,心里天天哭嘞。”重复了好几次。

  作为儿子,刘志在母亲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会选择主动回避。而刘芸,可能是整件事情里最悔恨的人,对于母亲的痛苦,她会产生一种类似于被锐器刺痛才会出现的退避反应。她难以直面母亲肋骨处的伤痕,也在母亲回忆被侵犯的具体细节途中要求打住。在采访里她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在每次被侵犯后都想过一死了之,想到子女才忍了回去。那几秒,她像个小孩子一样脆弱地哭了。

  他们并非不愿了解,而是不敢了解,日夜在自责中苦熬。采访结束的那天夜里,送母亲回家后,刘芸瘫坐在车后座上,她轻声说:“好的,是知道了真相,不好的,也是知道了真相。”一直想保护母亲,不想让她受到二次伤害,但所有的一切,似乎把陈淑芬变成了一座新的孤岛。

  第二次报警之后,有一天大家一起在家吃早饭,刘芸看到母亲给父亲把筷子、碗都准备得好好的,连饭也都盛好,只等他过来吃。这是此前从来就没过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他觉得开心,但也意识到了反常,对陈淑芬说:“我又不是耐不活(做不了)。”陈淑芬没有说话。

  这些没有留在身体上的伤口永远无法真正复原。它们会愈合,会结痂,但还需要等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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